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20周年。20年来中关村科技园区不断以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辉煌。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步伐在加快，经济全球化趋势将继续发展，面对新的发展战略机遇，中关村科技园区如何应对挑战、创新发展、再造辉煌，将更加引人关注。为此，本报将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合作共同推出“院士眼中的中关村”系列访谈文章，敬请关注。

　　60年前的今天，人一行在西柏坡商量如何重建中国科学院，60年后的今天，中国科学院已在祖国各地扎根落户。回顾历史，我们再次采访了北京中关村里的老院士们，听他们讲述他们成长的历史及他们眼中的中关村和新中国的变化，探究近20年来这些老一辈们的“桃李”在中关村的创业经历。

　　出生在安徽省望江市的名门望族，高祖曾经在李鸿章淮军里做官，后举翰林，曾任江苏督粮道署、江苏布政使署江宁布政使、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

　　因为在当时交通以水路为主，朝廷沿江设立盐运使署以转手专卖。官员不直接售盐，而是把盐批发给大盐商，由大盐商批发给中小批发商，再到零售商。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售盐网上，管盐的官自然是龙头老大，成为亦官亦商的重要角色。无疑，盐官在朝廷里是一个惹人眼红的肥缺。

　　等到了曾祖父何维健这一辈，仍深受朝廷赏识。清末，何维健曾任两署湖北盐法武昌道、湖北督粮道、署湖北按察使、湖北汉黄德道，监督江汉关兼办通商事宜，并被朝廷商加盐运使。此时的食盐还是官方垄断的专卖品。

　　当时的何家人气和财源处于鼎盛的时期。春风得意的何维健出资购得明末吴氏“片石山房”（又名双槐园）的旧址，召集了八方能工巧匠扩建园林。其中的楠木大厅、假山主峰、水池、水榭等情趣盎然的“妙笔”让现代人流连忘返，它就是保留至今赫赫有名的何园。

　　在当时作为扬州的名流，何维健见多识广，跟当时的“扬州的许多八怪”等名家多有来往，加之他经常与洋人打交道，所以西方文化也耳濡目染了他。这便使得何园的建筑手法融中西特色于一体。

　　谈到何园，欣喜于它并未荒芜，而是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和保护。他说：“何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古建筑学上，那些建筑学家带着学生来实习，一住就是十多天。而且何园有个像长廊似的串楼，连接着几个方向的房屋。建筑学家评论它是立交桥的始祖。说始祖可能有些夸张了点，不过可以说是立交桥的雏形。”“何园不是市级的也不是省级的，而是国家重点，是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何家祖辈有了钱没有挥霍一空，而是造了这个园林，给我国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应给说是做了一件好事。”

　　在晚清末年，朝廷昏聩，列强欺凌，大厦将倾，加之当时的何维健与他的上司政见不和。他选择了挂冠退隐。打算“诗酒自娱，终老何园”。可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得原本就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兴亡与个人的荣辱是分不开的，基于当时的现状，他明白了要想救中国只能向列强学习。于是他举家东迁到了上海，开始了实事业救国的历程。

　　但是由于没有经验，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和洋人合作做生意，盲目地投资受了骗。洋人携巨款逃之夭夭，何家却吃了“倒账”。经商带给何维健的失败使他认识到，要想事业救国，就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典章制度。总结了经验教训，何维健决定让自己的孙子孙出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此时的他则在上海兴办起了学校，开始着手从事中国的教育事业。

　　由于的曾祖父和祖父的重视，使得父亲何世杰还有几位伯父兄弟几个大多都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兄弟几个学成归来后都为祖国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祖辈优良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得年少时便继承了祖辈的优良传统，也同样使得他的成长更加迅速了。在小的时候，家里一共有几十个孩子，所以便决定请几个教师来家里教孩子们，是孩子中读书最出色的，头脑灵光的他，每次算术都是10高0分，历史典故也背得滚瓜烂熟。

　　秉承了父亲发奋读书的志气，也秉承了父亲一点就通的灵气，使得在中学时各门功课成绩俱佳。18岁的他便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不过在他选择要就读的专业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的失误，因为当时老师告诉他们，当时的战场上最尖端的科学二次大战的重要经验是掌握制空权。飞机飞得越高、速度越快越好，但是其关键就在于汽油。谁能炼出高质量的汽油，谁的飞机的动力就越大。而炼油就需要化学，所以化学与国防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他选择了化学专业，但当时的他最喜欢的专业则是物理。

　　但是到了1945年的8月，美国人在日本的长崎和广岛扔下了两颗。冲天而起的蘑菇云震惊了世界，日本天皇也随即发表了投降诏书。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能够促使一个法西斯政权的垮台。这时的他看到了自己喜欢的学科物理，所迸发的能量。

　　在当时，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处在的掌控之下，的政府在国内重新燃起战火，打碎了抗日战争胜利的短暂和平气氛，也打碎了年轻学子埋头书斋的幻想。接下来的闻一多、李公朴等前辈的牺牲及“五二○”惨案学生的鲜血使得等年轻学子完全觉醒了。

　　回忆起自己在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读书时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时，说道，当时我们18个同学住一间屋子里，大家每天晚上都讨论“好还是好”。同学们辩论了一年之后，大家认同的结论是：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家的利益，代表的是大众的利益，中国人民只能跟着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60多年后，再一次说起当初的心态，从“科学救国”的思想，转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他们这些成绩优异的学生，并非没有犹豫和矛盾。一个认识到国难当头的热血青年，应该献身革命，还是献身科学？

　　“当时化学系的学生崇拜居里夫人。同学们讨论发现，居里夫人青年时期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献身祖国，一个是献身科学。那到底是献身科学还是献身祖国？我们又经历了一年的讨论。当时的中国，要想献身科学就得出国。最后大家再次形成共识：应该献身革命。去台湾时，17个人留在了祖国大陆，只有1个人走了，因为他的伯叔父是的海军总司令。”

　　由于年轻，在当时还作了尚且幼稚的政治判断，以为战争还要持续很久，并且最可能出现的局面就是“划江而治”的“南北朝”。

　　于是下决心由上海交通大学的化学系转考到北平清华大学的物理系。理由就是，转到了北方并且读的是自己喜欢的专业。1947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平清华大学的物理系，直接进入物理系二年级就读。

　　的这一次转学，从上海到北平，从化学系到物理系，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因为就此他跟物理学重逢了，结下了他与现代物理学事业的不解之缘；而且从此他跟中国的组织更近了，也结下了他与新中国解放事业的不解之缘。

　　到了清华大学以后，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并组织了一批先进的同学有声有色地办了份《新报》。“有一天，当上司 一位地下员问我要不要参加地下党的时候，我决定加入地下党。当时，与尚未分出胜负，选择加入意味着首先要承担牺牲。”

　　在清华园里他还第一次接触到了周培源、王竹溪、余瑞璜、钱三强等老一辈教授，在那里他也开始了在物理学的海洋里遨游，同样在那里他为以后的成就的取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19554年年初底，中国正式决定要研制。也由于工作需要被调到核工业部。当时，研究核武器主要依靠苏联专家。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临走之前讲了一句话：离开我们的帮助，你们15年之内休想搞出。回忆起这段历史说，当时大家都非常气愤，憋了口气。我当时在苏联工作，虽然工资比国内高10倍，但我仍决定回国参加研究。

　　谈到研究的过程，风趣地说道，当时大家是在争论与猜测中一点点接近真理的，在从前苏联回国的几个人中，研制贡献最大的是周光召，研制氢弹贡献最大的是于敏，当时我跟于敏住在一个宿舍。我的贡献没有他们大，他们是骏马在前面飞跑，我像一只苍蝇一样，紧盯紧叮住了马尾巴，也就跟上了。

　　“两弹的成功经验就是集体协作，如果每个人留一手，做不成大事。做人要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需要无私合作。”

　　长期以来从事粒子物理及各种应用性问题的研究。其重要工作有层子模型的研究、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研究、弱相互作用理论的研究等，先后发表约250 篇科学论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及多种奖励。他还曾从事和氢弹的理论研究，是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

　　还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专家，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先后发表约300 多篇科学论文。在反对伪科学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积极参加了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社会影响很大。

　　近年来，从事中微子质量问题、中微子震荡问题及双衰变理论的研究等。

　　勤奋质朴务实，搞清是非，认清我们身处的时代，弄清我们的时代会往什么方向走，站在时代前进的前列，不断推动时代向前发展，这应该是我们做人的准则。

　　“日新日新日日新，集体集体集集体”，做事情上不是看单个人，单个人单枪匹马做不出什么，一定要融合借助于大集体。

　　秉承着“活到老，奋斗到老”的理念，为自己喜爱的科学奋斗终生，为了祖国的明天奉献自己的全部热情。高举“反伪科学”的旗帜，脚踏实地地不懈努力，“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最近20年中关村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在这段发展史上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成就那就是锂离子电池项目的产业化。对此项目，我们不只对院士做了专访，我们还采访了大力推动锂离子电池产业化的陈立泉院士及苏州星恒电源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中科院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

　　在当时中科院物理所研究的锂离子电池项目的基础研发已经成熟，等人又为了它能顺利产业化而到处游说。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终于使得整个项目的产业化，中国科学院最大的两个企业联想和地奥参与投资。

　　回忆起当时的那段情形。他感慨地说，当初这项技术的基础研发都已经成熟了，就是苦于没有资金来作产业化的投资。这个项目是很有广阔的投资前景的，在一次中国科学院学习“三个代表”的会上，我在给柳传志会上向联想集团推荐了这个项目，当时科学院院长在主持会议，他也很认同这个项目。此后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又主动找到我和陈立泉院士来讨论这个项目，最后达成共识，认为是值得投资的、前景很广阔的项目，后来柳传志又经过多方论证，遂决定在苏州建立星恒电源有限公司。2004年苏州建成了第一条动力锂离子电池的生产线并顺利试产，目前已实现量产，产能达3600 万Ah/ 年。其大容量（10Ah 电池）、高功率（7.5Ah ）锂离子电池在2004 年11 月顺利通过美国UL 认证，为中国的动力锂电池进军海外市场打下基础。2006年3月，星恒公司动力电池组通过欧盟独立组织Extra Energy的测试认证。“这个项目的成功就在于基础研究扎实，不管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能知道如何解决。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的也是相同的道理。”

　　最近几年，又致力于大力倡导电动自行车，他表示，当今交通运输领域势必会由内燃发动过渡到电气化，这样我们就不会为能源的枯竭所提心吊胆，我们才能在一系列的革新中看到未来，并且何院士身体力行，现在他虽然已经81岁高龄了，可还是坚持每天骑着电动自行车上班。

　　陈立泉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锂电池材料专家，但是没多少人知道在1976~1978年他赴西德马普学会固体所进修时原本是研究生长晶体的，在那个时候他就想到了日后的能源需要。“在马普学会固体所进修时，我就发现该所正在研究一种超离子导体材料，可以做锂电池，就向国内申请想要转研究的方向，国内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是手头的研究工作必须做完，所以我就花了5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导师肥沃的生长晶体工作，然后去做超离子导体的研究工作。”这一转就是近30年的时间，一直都在和锂电子相关材料打交道。陈立泉院士笑称这是30年两代人的工作。

　　到如今苏州星恒电源有限公司取得了一系列的好消息，让陈立泉高兴不已，这都证明当初他的选择是对的。当被问及在星恒这个项目里面优美与得到什么回报时。陈立泉想了一下说：“好像是500元钱的车马费。”这样的情况在科研院所很常见，一个技术的成功转化，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回报，但是这些幕后的功臣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好处。院士说，他在这个项目中也是仅得到了一些“好处”，他们免费送了我一辆电动车，还可以随着新产品的开发研制更新升级换代作为回报。可是这些院士们从来不曾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一直都致力于学科的建设和国家的建设当中。正是因为有了像和陈立泉这样一批不计较个人得失、生活上无所苛求、为了国家的发展与进步燃烧了自己所有的热情的院士，为中关村、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才有了现在新中国的腾飞，才有了中关村的繁荣。

　　“当前两个备受关注的可循环利用能源太阳能和风能所存在的缺点是：随时间的变化而波动变化，也就是有风才有电，没风没有电；有太阳才有电，没太阳没有电。所以，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体系还必须配以安全、长寿、高效、价廉的储能电池。现在国内都在大力研发储能电池。”谈到新k8凯发官网能源，陈立泉说道。

　　当记者问及未来中国汽车工业应如何发展时，陈立泉建议我国应大力研究和开发以锂电子电池为动力的电油混合动力车或纯电动车，以缓解石油进口压力，保证我国的能源安全。

　　陈立泉分析，电动汽车的发展关键是电池。各国电动汽车发展遭遇的尴尬主要是因为多数公司采用的是铅酸、镍镉、镍氢电池等，只有极少公司使用锂离子电池，而实践证明几种电池中只有锂离子电池性能最好，锂离子电池与普通酸性电池不同，有高电压、高比能量、循环寿命长、自放电率低等特点。

　　我国的锂储量占世界的二分之一以上，有发展锂离子电池的资源优势。在我国目前能源结构下，发展电动车、充分利用低谷电一举两得。目前国内电动自行车使用的电池多为铅酸电池。铅酸电池二次污染严重，在生产过程中以及报废后的处理上对环境及人们的身体健康具有很大的危害，此外，铅酸电池还有使用寿命短、存电量低等弱点。一般的普通电池使用寿命也就是1~2年的时间，因此在众多的储能电池中，锂离子储能电池备受关注。

　　黄学杰，1993年毕业于荷兰Delft技术大学，获博士学位，1994~1995年在德国Kiel大学做博士后，现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纳米物理与器件实验室的副主任、固态离子黎姿学课题组组长。

　　黄学杰不仅是国内锂离子动力电池研究领域的关键人物，而且是锂离子电池行业的最早淘金者。1988年，年仅22岁的黄学杰离研究生毕业还差一年，即来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锂离子电池研究项目组，除完成毕业论文的研究工作外，业余做的第一个项目即是研制危机控制的锂电池自动充放电仪，为“863”锂电研究项目所急需。回忆往事，黄学杰说，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锂充电电池，但是那时受条件的限制，从未想到过应用在汽车上。直到90年代中期，因参与Ford基金有关里动力电池材料的研究项目，逐步了解USABC的电池研究计划，意识到了车用锂电池的广阔前景。至1998年已明确认识到混合电动汽车会有巨大的市场机会，锂离子动力电池需要快速发展。

　　在1999年底，由中科院物理所以技术入股，建立企业运行机制成立了北京星恒电源有限公司。到了2000年底，北京星恒的小型锂离子电池业务运营得比较顺利的时候，黄学杰开始了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开发和产业布局。

　　“车用锂离子电池是最终的目标”，黄学杰坚信锂离子动力电池这个产业是金矿。到2015年，电动汽车和混合电动汽车将在全球汽车界占据20%的份额，将有上亿辆汽车需要高功率动力电池，中国动力电池市场规模也将达到千亿元人民币。

　　回顾中关村2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到，正是有了像这样的老一辈院士们的辛苦工作奠定的坚实基础，才有了现代中关村的快速发展。